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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物大量流失海外令人痛心,当初它们的发现在中国没有激起任

2019-11-19 16:46:55

这篇文章发表在2019年第38期《三联生活周刊》上。文章的原标题是“想象敦煌”。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起诉。

主要作家/布什

莫高窟第158窟佛坛西墙唐代佛像的一部分(吴健/敦煌研究院照片)

斯坦:中西交汇的想象

1907年早春,冷风沿着敦煌空荡荡的街道吹来,夹杂着细沙。一位名叫马克·奥雷尔·斯坦的欧洲探险家出现在寒风中。他从楼兰出发,穿过冰冻的罗布泊,通过阳关进入敦煌。有一个追随者,他是斯坦的中国秘书兼翻译蒋范晓。

去敦煌的交通和古代一样不方便。骆驼、马和驴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到达这里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斯坦从喀什出发,经过和田、若羌、米兰,穿过荒凉的罗布泊盐漠和戈壁沙漠,沿着公元前2世纪张谦在西域执行任务时与大月接触的古道前往敦煌,想要联合进攻匈奴。打败匈奴后,汉朝建立了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郡,以及玉门关和阳关关,以保卫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同时,它还与当时的乌孙、大源、安息日等国家建立了联系。达摩欣从敦煌出发向西去印度取经也是一种危险的方式:“上面没有鸟,下面没有动物。如果一个人看着极端的眼睛,想知道自己在哪里,就不应该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唯一的迹象是尸骨。”在艰难的旅途中,斯坦不禁感受到法显和玄奘的精神,“在一个充满死亡和荒凉的地方,比几千年后充满活力的地方更强大、更持久”。他还带了一本马可波罗写的传记,他在这里穿越沙漠。这反映出马可波罗相当准确地描述了罗布泊沙漠的水源分布和穿越该沙漠所需的时间长度。他对西部沙漠中“死亡幽灵的召唤”的描述也很生动,这种召唤诱使人们迷失方向。

此时,敦煌已经积满灰尘,被遗忘了数百年。隋、唐、元帝国繁荣后,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辟的海上贸易路线逐渐在主要陆上运输路线上失去了荣耀。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下令关闭嘉峪关,并将嘉峪关西部的平民迁移到嘉峪关。废弃的瓜州和沙州(敦煌)已经废弃了200多年。沙漠逐渐变成了一片“被风吹起的大楼里数千里的柳树和月亮上流沙的一天”的沙漠,从此就沉默了。

在敦煌附近,没有迹象表明斯坦要去一个城镇。他在砾石路上走了17英里,直到看见一排树。敦煌绿洲的农舍和田地已经废弃,但仍有许多集约耕作的迹象。在强风和风沙中,他穿过被摧毁的敦煌城的大门,来到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他抬头看到寺庙和破旧的房子开始倒塌。他拜访了敦煌的军事首领。在谈话中,他们谈到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并了解到“日本人在最近的战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技能”。他参观了敦煌附近的千佛洞。早在1902年,他的朋友匈牙利地质学家罗克兹就向他提到了这件文物的艺术价值。罗克兹于1879年访问了中国西部。斯坦很快就判断出千佛洞壁画的绝大部分属于唐朝,唐朝是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时期,敦煌经历了近200年的和平。

斯坦从佛经洞取经的情况(敦煌研究院)

为什么斯坦去敦煌旅行了这么长时间,一个当时遥远而未知的小镇?除了西汉的历史、法贤和玄奘的精神启示以及马可波罗的纪律指引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力量和线索在这里引导和召唤斯坦?在他的意识地图上,敦煌在哪里,它的意思是什么?

事实上,在19世纪末,许多西方探险家开始注意敦煌莫高窟。1900年以前,俄罗斯的普勒·格瓦尔(Pul Gerval)、匈牙利的拉霍斯·洛奇(lajos loczy)、法国的查尔斯·尤德斯·博宁(charles eudes bonin)等人都曾访问过敦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地理探索,并没有特别注意莫高窟的艺术价值。莫高窟广为人知,与后来发现的敦煌藏经洞有关,但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被考古热席卷的时代。19世纪中叶,欧洲地质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人们认识到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而不是以前普遍认为的几千年。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来解释他的进化论。人们进一步认为,人类有几百万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全新的时间限制,蕴含着考古研究的巨大潜力。不久之后,欧洲考古学家开始在地质层下探索世界不同地区的古代历史。在埃及、特洛伊、克里特岛、庞贝、玛雅、尼尼微和其他地方都有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到19世纪末,考古学的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考古被认为不仅记录和收集审美和有价值的物品,而且还记录和收集世俗物品,从而将其与古物收藏区分开来。

匈牙利出生的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马克·奥雷尔·斯坦

斯坦正处于考古学的历史热潮中。1862年,他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年轻时,他在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图林根州等地学习,学习古代印度语言和古代东方语言学,然后在英国学习。1887年,他毕业后去印度工作,并担任旁遮普省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印度呆了10年后,斯坦有了在1897年春天去新疆和田进行考古发掘的想法。从1876年到1926年,大约有42个探险队、探险队和测量队进入中国,在50年里广泛地向西北方向行进。在斯坦因之前,法国旅行家杜特尔伊·德·兰斯(Duteryi de Reims)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他在库车的古梵语中偶然得到了一些与和田关系密切的古桦树皮卷轴的残迹。它包含一部用早期印度语言和文字写成的佛经,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它与已知最古老的印度手稿非常相似。这一发现引起了专门研究古代印度的斯坦的极大兴趣。1898年9月,他在给印度政府的建议中写道,根据历史记载,和田地区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的中心,其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到印度的影响。“古代文献、硬币、雕刻等的发掘。近年来已经充分证明,对这些古代遗址的系统挖掘将为研究古代印度文化带来极其重要的发现。”

与此同时,英国中亚古物收藏协会在加尔各答成立。他们从中国西北部收集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物,包括纸质手稿碎片、古代陶器碎片等。在当地“寻宝者”在和田古代遗址发现这些文物后,这些文物都卖给了喀什、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印度政府机构。通过俄罗斯驻喀什和其他地方的领事官员,圣彼得堡也获得了类似的民间收藏。除了那些明显是用印地语和汉语写的真实文件之外,大多数文件都是无法解释的,而且是用陌生的语言写的。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斯坦的好奇心。与此同时,没有可靠的现成数据来确定收集到的这些东西的真正来源。

斯坦因在他第一次中国探险后写的《沙葬和阗遗址记录》报告中写道:“中国新疆没有考古探索过的地方,这让我着迷。无论欧洲东方语言学家多么重视这些特殊的发现,如果他们不去当地系统进行调查,他们就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物价值的全貌。”瑞典人斯文·赫定在1896年冬天穿越和田沙漠中的两座埋在地下的废墟,这让斯坦相信他的想法是可行的。他认为赫丁的报告足以证明古代遗迹的存在,值得提前探索。

斯坦和他的探险队

斯坦对早期佛教教义如何从印度传播到中亚、中国和远东很感兴趣。根据现有的中国记录,佛教不是从它的出生地直接传入中原,而是通过中亚向北传入。从公元4世纪开始,像法显这样的高僧的足迹来到了印度佛教的圣地。然而,他们专注于宗教事务、教义、寺庙建筑和寺庙礼仪,却未能清楚地解释佛教在中亚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艺术传播。根据中国编年史,斯坦推测佛教传播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然而,“这些可能使我们能够重建过去文明主要特征的原始记录和遗迹。随着伊斯兰教在公元10至11世纪征服这个地区,所有证据似乎都消失了。”他想象在西部沙漠中,被流沙掩埋的废墟“将为考古研究提供帮助”,而且“新疆沙漠的气候在保存能力上不逊于埃及”。

1900年7月,斯坦敲开印度总领事乔治·马戛尔尼英国领事在喀什的家的门,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勘探活动得到了这位“英国利益代表”的关心和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是英国和俄罗斯势力划分势力范围的焦点。双方都在等着卷入这件事。那时印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俄罗斯军队已经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从西伯利亚向南扩张了数千英里,吞并了新疆西部的绿洲地区,并控制了通往印度的战略山口。这也使得斯坦的考古背景更加复杂。

斯坦也不时得到清政府官员的关心和帮助。他写道:“他们非常清楚,那是欧洲军队撼动清朝的时候。”在这一地区的中国政要中,乔治·马戛尔尼英国领事的个人影响力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斯坦顺利通过和田、邺城、昆仑山和米兰进入新疆,参观并确认了玉田古都约特甘,发掘了丹丹·乌里克(Dandan Uhrik)和妮娅(Niya)等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文献资料。回到伦敦后,他先后出版了三本书,其中《沙布利和和田遗址》和《古代和田》是他首次探索中亚的重要报道。在那次探险中,他发现了一种木鲁文木牛犊。木封来自中原,印章上印着雅典娜的盾牌和闪电的形象,这源于西方古典艺术,这让他意识到“印度在遥远的中亚地区与中国和西方古典文化交流如此频繁,但现在这些历史事实几乎被我们完全遗忘了”,而且“人们必须重写中亚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一些章节”。在那次探险中,他带着一队骆驼和小马离开了,他们携带着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大部分去了伦敦的博物馆。

1907年,在敦煌县,斯坦听到了一个当地的传说。据说几年前,窑洞里的一个山洞里碰巧发现了大量埋藏的古代手稿,其中一些不是中国的。他被告知手稿是政府订购的,并被锁在翻新后的密室里。几年前,他曾推测某个历史断点“消失的证据”,这使他非常担心这些手稿的存在。在他的脑海中,一道亮光击中了他从未见过的佛经。掌管石窟的道士出去化缘,决定改天再来。他不确定如果他从寺庙拿走佛教物品,是否会遭到当地信徒的反对。然而,据观察,如果僧侣得到适当的报酬,他们会感到满意。这与他在克什米尔与印度僧侣打交道的经历大不相同。

敦煌藏经洞前的王道士

王羲之:清朝的边缘

史坦沿古长城视察完毕,挖出大量汉简,又回到敦煌时,去化缘的道士已经回来了,不再四处游荡,在这里等着他。

这位道士名叫王鲁园,来自湖北麻城。他出生于1850年,当时麻城已被饥荒困扰多年。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天发生干旱,“所有的谷物和小麦都枯萎了,一千美元花在大米上。人们吃蔬菜,而野生动物吃饥饿的蔬菜。”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周游世界”和“经历各种各样的魔术抢劫来恢复他的名誉和财富”。他最终成为甘肃西部苏州巡逻队的一名士兵。退役后,他在酒泉成为一名道士,并于1887年至1899年前往敦煌莫高窟。

当时,莫高窟非常的压抑和荒凉。随着商务旅行的日渐萧条,莫高窟被静静地留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中。只有寺庙的熏香时不时地继续。清朝日益衰落。敦煌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处于一个角落,完全不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石窟前有三座寺庙,即上、中、下寺庙。上、中寺庙被藏喇嘛占据,他们住在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庙。当地人民受汉族统治,敬畏神,但他们不能区分佛教和道教,信仰神。王道士知道如何与敦煌的老百姓打交道,到处乞讨施舍。他扎根于佛寺。他把莫高窟的佛寺想象成一个道教场所,并试图把它改造成一个道教寺庙。石窟前的大部分木板路都坍塌了,他打开了一些石窟之间的隔墙以方便交流。西北风已经吹了很多年了,沙子从洞穴的顶部扩散下来,把洞穴底部的洞埋了起来。王道士居住的下殿面对16洞,是他重建灵宫的主要地方。隧道里满是沙子,整个入口都被封住了。王道士雇了几个助手来清理多年来堆积在石窟前的沙子。因此,小所莫高窟由一个四处旅行的王道士守卫。

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唐史研究学者荣新疆介绍,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庚子),16洞的沙子已逐渐清理干净。一个叫杨的家伙发现在洞穴北墙上的壁画后面可能有一个洞。王道士“半夜和杨一起破墙,里面有一扇门。它不够高,容纳不下一个人,泥被堵住了。更多的泥,是一个小孔,大约十英尺大,还有无数白色的布袋等等。,装满了它,装置很整齐,每个白布包了十卷。佛像架好后,绣像等被平放在白布袋下”。1942年至1943年在敦煌停留的画家谢刘彘的记录来自敦煌民间传说,描述了藏经洞(现编为17洞)被发现的情况。

传说的另一个版本是,王道士在山洞里找到了一个叫杨先生的人来抄写经文。杨先生和曹操点燃一支香烟,并把它插在他身后的墙上。他不小心掉进了山洞,在墙里面发现了一个密室。另一位说,“聘请敦煌可怜的学者杨过为文案。冬春时节,道经被复制出售。夏天和秋天,朝圣者从山上络绎不绝。杨奉命在这个山洞的第16洞设立一个箱子来接待朝圣者,写祭祀印章,接受施舍并登记他们。光绪二十六年初夏,牟阳坐在这个山洞的隧道里,回北墙敲烟壶的头。他觉得有一个空洞的回声,怀疑有一个密室要向鲁园报告。因此,2002年5月25日,半夜,他探索洞穴墙壁,发现了装满卷轴、印刷品、彩旗、青铜佛像等的经文洞穴。”这句话记录在《重建三层千佛洞的功绩》中。

敦煌藏经洞是王道士在一个纯粹偶然的时间和环境中发现的。如果王道士没有住在16洞,佛经洞就不知道它会在壁画后面睡多久。不知道考古学是什么的王道士,不会意识到他在佛经洞的惊人发现标志着敦煌研究的诞生。

这一发现在中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与1900年5月天津义和团与盟军的激烈战斗相比,“敦煌”及其意义在晚清时期的人们的注意力和意识中没有占据任何位置。斯坦与敦煌的知县、官员和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的接触对他视察的沙漠废墟一无所知。很少有人学习和了解佛教文学,也很少有人了解古代的西方之路。王道士给了附近的官员、官员和官员一些佛经纸和近期堆积在藏经洞书堆上的丝绸画,以换取一些功德钱。他展示的物品包括驻扎在酒泉的安苏道台和兵北石婷洞,以及甘肃敦煌的县长汪宗翰。间接接受经文的人包括叶池昌,当时他在甘肃学习政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段方。然而,这些人没有问这些古代经文和绘画来自哪里,或者他们的询问没有到达敦煌。几卷中文本也被送到兰州总督衙门,但没有引起衙门人民的兴趣。根据斯坦的记录,王道士透露,官员们对粗略的信息非常满意,即整篇文章可以装满大约七节车厢。然而,考虑到巨大的交通和考试费用和头痛,王道士负责保存和管理所有剩余的文本。毕竟,敦煌不再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城市,富商大甲聚集在这里,市场一天三次,不分昼夜。在晚清的乱世,想象的光束从未到达敦煌,也没有照亮这一堆前所未有的发现。

右边是第17洞,佛经洞(敦煌研究院)

1907年,斯坦回到敦煌莫高窟。在他第一次访问敦煌期间,他收到了东方电报公司的电报,电报说北京和喀什的使节再次保证支持他的检查工作。北京公使馆的电报还表明,他的所有检查工作将由中国外交部承担,允许他向苏州道台提出请求,并从国库获得6000两银子,相当于1000英镑。“外交部”成立于1901年。清政府与11个大国政府签署《新州条约》后,将总理府改为外交部,仍居六国之上。《新州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偿金额最大、主权损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赔偿价格总计9.8亿两银子。5月,当斯坦再次回到敦煌时,他能清楚地感觉到政府对他的考古事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热情。

他回到佛经洞,看到佛经洞的通道被砖墙紧紧地堵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有意识地避免和王道士说话。“他看起来奇怪、紧张、害羞。他不时露出精明的表情,很难对付。”王道士已经在这里住了八年了。根据他自己的想象,他正在把废墟重建成道教寺庙。在伴随藏经洞的七个春秋时期,他对它进行了严密的监视,除了一些散落在官员手中的经文。斯坦很快抓住了王道士的矛盾心理,他既“虔诚又热情,坚定又忠诚”,又“古怪,天真又无知”,“头脑简单,头脑坚定”。当斯坦谈到他是如何尊重玄奘的,以及他是如何从印度出发穿越山脉和沙漠寻找玄奘参观和描述的寺庙遗迹时,王道士的眼睛又亮又害羞。斯坦立即利用他的无知和迷信赢得了他的信任,理由是把玄奘的古代经文带回佛教的发源地。

当斯坦因被带入藏经洞,看到这堆足足10英尺高,体积大概有500立方英尺的经卷时,他不禁惊呆了。一段漫长的、包含着多个民族文化交融的远古历史就要向他呈现自身。斯坦因做了统计,洞中所有材料原来分包在两种包裹中,一类是“正规的图书包裹”,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和80个装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类是“杂包裹”,包着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和回鹃文、粟特文卷轴,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修补佛经或佛画的文书。他以四个马蹄银,从王道士那里购得了270个装有汉、藏文写卷的“正规包裹”,以及大量装有美术品和非汉文文献的“杂包裹”。他一次运走了24箱材料。此后,他走访了安西榆林窟、吐鲁番盆地的古代遗址,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经焉耆、库车,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喀拉墩,再到和阗,经阿克苏、巴楚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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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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